我仍然相信性自由的能量

性解放中女人的難堪地位

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小說家和女權主義活動家瓊·阿諾德(JuneArnold)回憶了女權運動早期的性意識釋放。在當時會議中，女人們無所顧忌地討論愛欲、情感與他們之間的關系。她們認為性是一個“極大而關鍵”的話題，阿諾德女性寫到——然而她們自己欲望的實質通常不可捉摸。

性改革如日中天，但第二波女權主義幾乎還沒起步。如同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Goldberg)近期所說，女性對性環境的消沉通常來源於其地位的窘境：“當你釋放了性卻沒有解放女性時，將會發生什么?”女人們希望得到性自由，但實際上，性依然只求男士量身定做。很多異性戀女性覺得她們的情感需求被拋在了背後，而她們的性需求對她們的愛人和她們自己而言都是一個謎。

這么多年來，女性始終被教育要優先選擇男士的沖動而非自己的欲望，在半個世紀後局勢依然無法改變。Z世代現在開始質疑性行為的重要性，有時甚至挑選徹底戒欲的生活。隨著MeToo運動慢慢轉變成一場焦點不明的爭辯，一個事實已經很明顯了：重視“性同意”並搞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是不夠的——

那么，“超過同意，發現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把按摩棒意味著什么呢?

“掌握大家真實欲望”

初期女權主義者將目光投向了這種情況，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對女性的釋放具備不言而喻的意義。但事實證明，找到答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2016年底，我結束了一段8年的感情。我們的婚姻幾乎符合了全部“當代、進步”的要求。然而，我發現自己沒法認可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的性行為是糟糕的，就算說是“糟透了”也不為過。盡管性並不是我們關系中唯一的難題，但它是我們敏感關聯最突出的表現。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沒法向自己、愛人或朋友表述我最深層的要求。我，一個掌握著身體自主權的女權主義者，怎么會走到這一步?

一直以來，對欲望的探尋好像總是與政治話題形影不離。雖然20世紀60時代和70年代女權主義者早已意識到追求性和諧的必要性，但相擁性自由通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就在阿諾德寫完本文六年後，社會學家希爾·海特(ShereHite)發布了一份有關女性性行為的報告。報告指出，即便是這些最新潮的女性也難以在這些複雜多變的觀念中搞明白自己到底在尋找哪些。一位女士嘗試作出解釋，她說自己並不想要那類“傳統”的承諾，確切地說，她更在意一些類似“情感聯結”的東西。“我不認為一個人務必戀愛、完婚，從此與一個人共度一生”，可她似乎又不能將一種超過聯系的性生活合理性，“內心和身體是一個生物體，假如兩人之間沒有好感，那么身體上的愉快似乎也是難以實現的!”我們要從中感受到一種模糊與迷茫，而所有的迷茫都挑戰著舊有的性文化。

與此同時，女權運動中越來越多的派系對性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保護主義潮流回朔。“不要強奸我，不要淩虐我，不要物化我”，然而，保護主義者們實際上是在塑造一個厭女的社會。

這些忌諱也適用於女性：這些想要被控制，甚至想要與男性發生關系的人都被視作自取其辱。“這兒的每個女人心裏都知道，”作家、反色情女權主義者羅賓·摩根(RobinMorgan)在1978年寫到，“物化、濫交和單一的欲望滿足是男性的作風，而我作為女性，更相信情緒、幽默、溫柔和承諾。”然而，假如說以男士為核心的性意識難以激勵自我價值，那么這種新的女權主義也沒有做到。這類關於女性心裏“應當”怎么想的主觀判斷，並沒正視女人的現況，反倒會增加她們內心的羞恥感。